大千晚年的潑彩荷花已達出神入化之境，乃“亮、大、曲”之審美集中體現。其強烈明亮的視覺效果，來源於張大千對視覺焦點的研究。潑彩荷花之“大”與“曲”，則與大千早年對佛教與蓮荷的傾心有著密切聯繫。在佛教中，蓮花被賦予了極樂淨土和再生的象徵。而大千之潑彩，氣勢恢宏，深邃神秘，再現了荷花的法相莊嚴。大千40年代深入敦煌臨摹學習，並在1942年自蘭州買了一批藕根植於敦煌，期盼能裳風裳翠蓋之景，可惜未果。但飄逸奔放而又莊嚴神聖的敦煌藝術給張大千的創作注入了無窮的靈感，促使他在宋元溫文儒雅的寫意基礎上，大膽地施展石青、石綠等明亮色彩，延續晉唐之濃墨重彩的視覺體驗。張大千拓寬了花卉繪畫所能抵達之意境，可謂中國色彩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