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張大千的人都知道，他一生的畫風大抵可分三個時期：第一期遍學五代以下諸位名家，表現清新俊逸的文人畫風。第二期上追唐代風格，是大千藝術道路上最重要的轉折。第三期則開創潑墨潑彩畫風，達到蒼渾淵穆的境界。 然而，衆所周知，沒有第二期敦煌之行，就沒有日後的張大千。從四十年代遠赴敦煌開始，潛修敦煌近三年的時間，使他深受唐代壁畫啓迪，才形成精麗雄奇的面目。大千更在本品中運用了唐代圓潤勁健的鐵線描，然後針對不同的物象，變化線條的粗細和色彩，以便傳達不同的質感。畫中所有的輪廓線都經過至少二次的勾勒，例如人物肌膚是先勾墨線再迭紅線，衣帶、斗篷的花紋則先勾墨線再勾泥金等等。這種精緻的線描法並不強調快捷奔放的技巧，卻讓各種物象更加立體與凸出，也讓畫面更有高古的氣氛。畫中人物也因此脫去小家碧玉的模樣，呈現出大家閨秀的端莊俊美。

除人物面容、精神、性情以外，大千對服飾的花紋與色彩、畫面裝潢的形式也都下了很大的工夫。由於敦煌經驗，使他對華美、精緻的理解，推進到了唐人的層次。對仕女畫的創作，也得到新的領悟。他說：“近代因爲中國國勢較弱，……尤其是美人，……多半是病態林黛玉型的美人。到了敦煌壁畫面世，現在寫美人的，也都注意到健美這一點了。” 有這樣的進步，大千自己也很得意。所以，他自題1949年畫的《仿唐人仕女》軸說：“敦煌歸後，其運筆及衣飾並效唐人，非時賢所能夢見也。”

正因如此，本品不但有初唐秀骨豐肌、優雅自信的女性形象；身上的服裝款式、花紋色彩，也無一處不根據唐代畫作，絕不憑空捏造，也不任意省略。這些紋樣的造型與色彩層層迭迭，很容易讓觀衆眼花撩亂、破壞人物之美。大千卻能應用繁簡對比、以暗托亮的手法，達到既複雜又統一、紋樣爲主題服務的整體效果。

大千描繪這些紋樣時似乎遊刃有餘、樂此不疲，就好像要炫耀他在敦煌學到的技藝。這些鮮麗繁複的花紋、色彩又被大片泥金色背景統整在一起。強烈的色彩不但沒有干擾仕女素淨的臉龐，反而使仕女格外脫俗清麗。整個畫面極盡精工的設計，不但襯托著仕女的富貴，更讓觀衆也走入了唐代的輝煌。